鲜花，掌声，闪光灯。山东作家莫言在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凯旋时，便是如此景象。国人沉浸在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喜悦之余，又赶忙趁热打铁，“李太白文学奖”的构想便应运而生。然而，如同一根支柱无以支撑起一座摩天楼一般，一个莫言又何以背起诺贝尔文学奖?遑论为中国争取更多话语权。
我认为，在不提高中国国民的整体文学素养的背景下，想通过一个“李太白文学奖”来赢得世界话语权，恐怕是异想天开。
诚然，设立“李太白文学奖”并非一无是处。一个世界级的奖项，对于国内甚至国外的作家都会是一定程度上的激励，作家有了创作的动力，自然便会在写作上投入更多的热情和精力，这未尝不是件好事。但这所谓的“李太白文学奖”是否真的可以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我看答案未必就是肯定的。
先不谈“李太白文学奖”如何实施，仅仅是设立“李太白文学奖”本身就颇有一种“山寨”的意味。你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不颁给我们中国人吗?那我们就自己给自己颁奖，让你们外国人也尝尝作品得不到青睐的滋味。这逻辑何异于幼稚园小朋友之间你不分给我糖果我也不分给你玩具的打打闹闹?设立“李太白文学奖”，说到底就是中国关起家门来的一种自我安慰。
我们是否思考过，为什么占了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建国六十年来却只拿到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泱泱大国无数才华横溢的作家在世界文坛却鲜少拥有话语权?又为什么，我们评鉴世界文学的眼光与标准一直得不到世界的认可?事实摆在眼前——我们的文学水平远远不到世界标准。提高国民文学已是迫在眉睫，而我们却还在思考怎样用一个“李太白文学奖”来争夺世界话语权。如果仅仅一个“李太白文学奖”就能提高中国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我们何不考虑再设立起“华佗医学奖”和“孔夫子哲学奖”?想要通过“李太白文学奖”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就如同改善纸张质量来提高学生字体规范一般荒唐可笑。
一个国家在世界的话语权乃至这个国家的整体文学素养从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设立文学奖。俄罗斯，一个屹立在北风中的民族，没有任何世界级的文学奖，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依旧在世界文坛闪烁着不朽的光芒;保尔·柯察金依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往直前;《变色龙》依旧黯然地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向世人揭示人情冷暖。俄罗斯的文化底蕴来自于日积月累的沉降与积淀，而非外在的一切形式的奖项。
然而我们的国民文学素养为什么不高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社会中的一种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心志。当众皆狂热躁动地徘徊在各种利益轰炸间，用文学创作来换取财富时，当众皆逐名利急急如丧家之犬，累累若漏网之鱼，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垃圾时，当众皆屈从于金钱的驱使，甚至连笔下的思想也做了利益的推磨鬼的，提高国民素质就只是一句空话。倘若不改变人心浮躁的社会现状，赢得世界的认可就只能是个美好的梦想。
一个莫言撑不起李太白文学奖，甚至十个莫言，一百个莫言也未必可以做到。提高国民文学素养，靠的不是“天才”的昙花一现，而是脚踏实地的积淀。当中国的国民文化素养可以被世界认同时，我们再来谈设立“李太白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