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此新闻一出便一举成为世界焦点,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长河中终于滴进了炎黄子孙的汗水。但我们为何会如此激动,我想无疑是我们的文学终于得到世界权威的认可。但为何我们不设立一个“李太白文学奖”,一个属于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以此加入到世界文坛中呢?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李太白文学奖”,它无论对弘扬中国文化,还是活的意识形态上的公平公正,或是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何不用“设立”推动进步,以“立”为“进”呢?
诚然,如今我们的文化实力还达不到一流的水平,这样一个看似“山寨”的奖项也可能不如真正的诺奖那样具有权威性。但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文化窘境,我们才更应设立这个奖项,以此提高我们的文学鉴赏水平和世界接轨,推动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
我们设立“李太白奖”并不应以评点世界为最终目的,而应以弘扬中国文化为根本基础。中华五千年文明,其中精品恒河沙数,熠熠生辉,令人读后或回味无穷,或醍醐灌顶,或恍然大悟。四书五经为世人传阅,孔孟老庄令世界叹服;近有鲁迅老舍妙笔生花,现有莫言先生震惊四座。世界已经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冲击。著名西点军校将《孙子兵法》作为学生必读书目和教学范本;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落地生花,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文化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如今我们设立“李太白奖”不也是一种积极面对世界潮流,顺应其趋势的体现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使世界更快地接纳我们的文化,也使我们的文学更好地融入西方文坛。如此以“立”为“进”,何乐而不为?
莫言获奖,我们欢呼雀跃,但其无数经典作品中,获奖的为何是《蛙》——一部有关西方来历批判的是有关人权的计划生育的书?再看电影界,西方人偏爱张艺谋的电影,如当年名噪一时的《红高粱》,这些电影普遍将中国描述为一个积贫积弱,不开化的国家,以致一些外国人至今对我们的印象仍是上世纪的样貌。这样的偏见古来有之,如今也已蔓延到文学领域。因此我们设立“李太白奖”更大程度上是要重树我们国家的形象,让世界公平公正地认识我们,还我们公道,以正视听。
但就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般,这个奖项也不是说立就立。要想以“立”为“进”,就要有“立”的资本。从学生时代起,我们就应提倡多看名著,让思想深刻;我们应鼓励多一些像季羡林、钱钟书这样关起门来专心做学问的人,少一些像郭敬明这样靠堆砌华丽辞藻而畅销,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作家。
以“立”为“进”,以设立推动进步、推动交流,何乐而不为?虽然前路漫漫,但我们也势必能上下求索,披荆斩棘。